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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备全火器的“正兵”部队。

但在兵部和户部老爷们的眼里，他的努力全是些靡费国帑的玩意儿，这份良苦用心最终被扔在一旁，无人问津。

而徐光启的学生孙元化在登莱辛苦练成的西式炮队，没毁在清军手里，却毁在了明朝自己的一场内讧叛乱里。

如此拒绝技术革新，明朝火器武力值自然也是一泻千里。

更讽刺的是，孔有德等叛将带去后金的不仅有成型的红夷大炮，还有随军的铸炮工匠与熟练炮手，这些力量极大加速了后金火炮技术的迭代与量产。

那些改良后造出的红夷大炮，反过来成了轰塌大明城墙的利器。

而这样的魔怔又何止导致了科学的枯萎？

儒家的伦理纲常发展到后期大谈“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”。解剖人体沦为禁忌，法律随之加码，实证医学与解剖学从此断绝前路。

儒家的礼教更以名节为最锋利的凶器，逼死无数无辜的女性。

理学兴起后，夫死守节成为妇女的道德义务。明太祖朱元璋将旌表节妇烈女列为治国之策，明代开始出现大量节妇烈妇——家族为逃差役往往强迫妇女守节。

甚至男女大防之下，礼教往往优先于人命的救治，女子患病往往羞于启齿、只能硬挺等死。她们的病痛在“失节事大”的礼教面前变得无足轻重，甚至有“宁治十男子，不治一女子” 之说，让生命成了观念的牺牲品。

赵乐秦每次回忆起这些儒学魔怔的抽象力作，都被恶心的半天回不过神。

那么，儒家这么多缺点，到底为什么会成为主流意识形态？

——因为好用。

儒家用了几千年时间向历史交出了一份答卷：它在增强系统韧性、降低统治成本这两个维度上，做到了同时代其他思想流派难以企及的极致。而在灵魂的雕刻与道德的感召上，儒家教化的上限更是高得离谱。

光看那些迂腐伪善、臭不可闻的类人儒生，确实得骂一句：这破玩意儿居然能传几千年？

但这门学说的诡吊之处就在这里。

每次被这些拟人生物恶心得即将作呕、对这面旗帜彻底绝望之时，历史总会以一种极其戏剧性的方式，刷新出一批风骨凛然、牛到必须印在课本里镇场子的人物来。

杜甫连屋顶的茅草都让风刮飞了，心里装的却是“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”，在颠沛流离中犹存仁心。

陆游僵卧孤村、行将就木，叮嘱儿子的竟然是“家祭无忘告乃翁”，家国信念至死都在燃烧。

范仲淹提笔写下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，一下将个体生命的坐标从一己荣辱，拉升到了万家忧乐的高度。

到了张载那里，横渠四句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”破空而出，更是将儒者胸怀推至天人宇宙的境界。

诸葛亮说“至于成败利钝，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”，但鞠躬尽力，死而后已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。

明末天崩地坼、山河破碎，顾炎武从废墟中昂首站起，掷地有声的一句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，又将儒者的担当，拉回每一个普通人的肩头。

从杜甫的“不忍”到陆游的“不忘”，从范仲淹的“超越”到张载的“立心”，从诸葛亮的“践行”到顾炎武的“人责”。

最高远的天地境界，经过最孤绝的尘世苦行，终于落在最具体的每一个人身上。

他们并非空谈义理，而是用一生的功业与抉择让儒家的理想狠狠砸进泥泞的人间，理想立地生根，成了这个民族千年不倒的脊梁。

赵乐秦当然喜欢这样的人，他甚至觉得正是华夏有了这些人，才让民族的灵魂都熠熠生辉。

可喜欢归喜欢，一个更沉重的念头随即就会压过来：

为什么这些最优秀的人，往往出现在王朝由盛转衰、甚至大厦将倾的前夜？

这似乎恰恰印证了儒家的死穴——它能在精神上塑造出光耀千古的完人，却无法在制度上阻止整个系统滑向崩溃。

即便赵乐秦闭眼不看那些魔怔人的丑态，他也无法回避那个宏大的诅咒：

只要人口增长压垮了土地承载力，社会矛盾激化到临界点，